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在于为所有行为开脱，而在于精准界定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，并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量刑结果。本文以一份寻衅滋事罪生效判决为样本，剖析酒后滋事案件的辩护切入路径与实操要点，为类似案件办理提供参考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醉酒状态下的“随意殴打”与“任意损毁”如何认定？
本案判决书载明：2019年6月5日22时许，被告人张某某（原判决书“张2”）酒后乘坐轿车至上海市嘉定区某隧道时无故撒泼，下车后击打、踢踹停车等候在该处的3辆小轿车，致多车受损，并对下车查看的范某某进行殴打。经鉴定，车辆物损价值人民币2897元，范某某构成轻微伤。
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寻衅滋事罪。辩护人虽未作无罪辩护，但提出了“自愿认罪、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”的从轻处罚意见，最终法院予以采纳。从辩护视角观察，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并非事实本身，而是：
- 醉酒后行为能否反映主观恶意？
- 损毁财物数额未达“较大”，殴打他人仅致轻微伤，是否达到“情节严重”？
- 赔偿谅解在量刑中能发挥多大作用？
二、分步拆解：刑事辩护的三大操作要点
第一步：审查“随意性”与“任意性”——推翻寻衅滋事的主观根基
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人出于“寻求刺激、发泄情绪、逞强耍横等”动机，无事生非。辩护人应首先审查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监控录像等证据，判断行为是否“事出有因”。
本案判决书原文记载，被告人“无故撒泼”“无故对范某某进行殴打”，两个“无故”直接否定了任何正当缘由。同时，现场证人证言与辨认笔录印证了行为的突发性、无理性。因此，辩护律师若想从主观动机上突破，需要寻找“事出有因”的证据——例如双方是否存在纠纷、是否因误会引发冲突。若无此类证据，则不应勉强作无罪辩护，而应转向量刑协商。
第二步：精确计算“情节严重”——用客观标准框定入罪门槛
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任意损毁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，或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以上轻伤或二人以上轻微伤，即属“情节严重”。本案中：
- 车辆物损价值经价格认定机构出具“价格认定结论书”，认定总额为2897元，超出了2000元的起刑点。
- 范某某的损伤经司法鉴定为“左枕部头皮挫伤构成轻微伤”，满足“随意殴打他人”的入罪条件。
判决书原文引用“上海市嘉定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”“上海恭平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”证明上述事实。辩护人在此环节的要点在于：核对价格认定的基准日、方法与是否包含重复计算；核查验伤通知书与鉴定意见之间的时点衔接；必要时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说明。但本案中，证据链完整，数额与伤情均达标，定性难以撼动。
第三步：激活“从轻处罚”情节——用赔偿谅解换取实刑缩减
在定罪已成定局的情况下，量刑辩护是主战场。本案判决书明确显示：
“在案件审理阶段，张某某家属已代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。”
“控辩双方关于张某某能自愿认罪、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，可以从轻处罚的意见，合法有据，本院予以支持。”
最终，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结合殴打他人致轻微伤、损毁多辆车、妨害警车等情节，这一量刑已属从轻。辩护人成功的关键在于：
- 尽早启动赔偿协商，在审查起诉阶段或庭前与被害人达成谅解，避免庭审中临时操作。
- 主动促成认罪认罚，被告人在案发后“因醉酒无法回忆具体经过，但表示认罪”，这一态度被法院采纳为“自愿认罪”。
- 提交书面量刑意见，将谅解书、收据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证据一一附卷，并援引同类案例的判决结果，为法官提供可参照的量刑坐标。
三、延伸思考：从本案看醉酒类寻衅滋事案件的辩护策略
本案还隐含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：被告人“因醉酒无法记忆案发经过”，这是否影响口供效力？判决书载明，法院仍认定其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”，且其他客观证据充分，因而定罪不受影响。这提醒我们——醉酒不能成为辩解的理由，但可以成为争取从宽的情节。
对于家属而言，案发后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律师介入，能够在证据固定、被害人沟通、量刑协商等方面赢得主动权。若您或亲友正面临类似指控，建议携带相关文书预约咨询，由律师结合具体证据制定个性化辩护方案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14刑初1471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