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在于从细微事实与证据缝隙中寻找法律适用的边界。本案中，一名女子因击打民警面部、踢踹下体而被认定妨害公务罪，即便经鉴定“伤势不构成轻微伤”，仍获刑七个月。这一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辩点：未造成身体损伤的袭警行为，其“暴力”程度是否必然达到入罪标准？辩护律师又该如何围绕“暴力”的认定展开有效辩护？以下以（2019）沪0117刑初1354号判决书为样本，分层解析。
一、案情回放：一场未构成轻微伤的袭警指控
根据判决书载明的事实：2019年7月4日12时许，民警刘某某接110指令至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处理警情，被告人邱某某拒绝配合执法，并“用手击打刘某某的面部、用脚踢踹刘某某的下体”。经鉴定，被害人刘某某的伤势“不构成轻微伤”。公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，法院最终认定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。
这里浮现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：通常认为“暴力”应当造成一定后果，但本案中连轻微伤都未达到，为何仍构成犯罪？这正是刑事辩护中需要正面回应的争议焦点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暴力入罪的门槛是否以“实害后果”为前提？
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要求“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”。其中“暴力”如何界定？是必须造成身体伤害，还是只要实施了攻击性行为即可？
判决书原文给出了倾向性结论：法院认定“被告人邱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”。注意，法院并未将“不构成轻微伤”作为出罪理由，反而在查明事实中专门引用了鉴定意见。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，暴力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评价对象，不要求造成实害后果。
但从辩护角度，这恰恰是可以切入的争点：暴力行为的“强度”是否足以达到阻碍公务的程度？如果行为人仅出于本能挣脱、言语争执间轻微碰触，是否属于“暴力”？本案中，击打面部、踢踹下体显然具有主动攻击性，但辩护律师仍需检验每一处细节。
三、辩护操作步骤：从四层维度解构“暴力”认定
面对类似指控，辩护律师应按下述路径逐层拆解，将“暴力”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具体证据链。
第一步：审查暴力行为的“主动性与针对性”
- 关键动作：区分“主动攻击”与“被动抵抗”。若行为人是在被强行控制过程中自然挣扎，因肢体接触而误伤民警，则主观恶性和客观暴力程度均显著降低。
- 本案对照：判决书表述为“拒绝配合民警执法，并用手击打……用脚踢踹”，用词“击打”“踢踹”体现了主动攻击性。辩护难点在于：执法记录仪视频能否证实该动作是蓄意攻击还是应激反抗？若视频显示民警先行采取强制措施，则“拒绝配合”可理解为对不当执法的抵触，暴力可解释为“挣脱动作”的升级。
第二步：审查执法行为的“合法性基础”
- 关键动作：妨害公务罪的前提是“依法执行职务”。辩护律师需核实民警是否出示工作证件、是否按规定着装、处警程序是否合规、是否超出必要限度等。
- 本案延伸：判决书载明“民警刘某某接110指令……处理警情”，粗略看具备合法性外观。但“处理警情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是否涉及家庭纠纷或民间矛盾？若处置方式不当，可能引发行为人过激反应。此时辩护律师应申请调取110接警记录、执法记录仪完整视频，审查执法现场是否存在言语挑衅或程序瑕疵，进而主张“职务执行合法性存疑，暴力对象不具备正当性”。
第三步：审查“明知”要件的证据展示
- 关键动作：行为人必须明知对方是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。虽然本案民警着制服并通过110指令出警，但被告人是否在冲突过程中明确意识到对方身份？
- 本案对照：判决书只记载“民警刘某某”，未描述当时是否着警服、是否出示证件。若辩护律师发现执法记录仪视频中民警未表明身份，或当时身着便装，而被告人辩称不知其身份，则“明知”要件存疑——这是颠覆性辩点。
第四步：敏锐利用“从轻情节”实现量刑辩护
- 关键动作：即使罪名无法改变，也应积极争取从宽处罚。重点包括：如实供述、认罪认罚、赔偿谅解、初犯偶发、事出有因等。
- 本案事实：判决书明确载明“被告人邱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可从轻处罚”；同时“能自愿认罪，可酌情从轻处罚”。最终刑期七个月，在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罚金”的法定刑期内属于中等偏轻，但辩护人若能结合“不构成轻微伤”的后果、行为人无前科、家庭情况等，仍有机会争取更轻的拘役或罚金刑，或通过上诉争取二审改判。
四、裁判逻辑与辩护启示
从本案判决书可以看出，法院将“不构成轻微伤”置于“事实查明”部分，而非“本院认为”部分的出罪理由，这表明审判层面对暴力的理解更侧重行为方式而非伤害结果。但辩护律师不应因此放弃：每一份判决书中“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”都值得反复推敲。比如，“伤势不构成轻微伤”至少证明了行为暴力程度有限，可以作为主观恶性小、社会危害性小的量刑论据。
此外，判决书引用了刑法第277条第一款及第五款，即“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”。这意味着本案已经在“妨害公务罪”框架下因“袭警”而加重。辩护人可提出：即使适用该款，也需严格区分“阻碍执法”与“袭击”的界限。若行为发生于民警控制被告人之后，则属于被动反抗，不应认定为“暴力袭击”，从而避免从重处罚。
五、延展：刑事辩护的主动出击
“暴力”的认定并非铁板一块。在接待当事人咨询或接受委托时，建议第一时间获取并保存执法记录仪原始视频、现场证人联系方式、出警记录、伤情照片等证据。同时，应主动与办案单位沟通，申请调取全部视听资料，必要时委托司法鉴定对视频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查。若视频缺失关键片段，可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及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，主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另外，对于因夫妻矛盾、邻里纠纷引发的警情，行为人在情绪激动下与民警发生肢体接触，与蓄意袭警有本质区别。辩护律师应重点向法庭呈现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，将“暴力”置于“特定冲突”中解读，争取认定情节显著轻微或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作为刑事辩护律师，我们既尊重法律的威严，也深知每一条刑档背后是具体的人生。通过专业而细致的争议焦点分析，哪怕未能在定罪层面推翻公诉，也务必在量刑与程序正义的战场上寸步不让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17刑初135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