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仅在于罪与非罪的争辩，更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精细解构与法律适用准确性的审慎推敲。本文以（2019）沪0101刑初842号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，聚焦“扒窃”与“普通盗窃”的界限认定问题，为实务提供可操作的辩护思路。
一、案件事实与判决要旨
判决书载明，2019年5月30日19时许，被告人樊某某行至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一家服饰店附近，趁被害人黄某某坐于店门口石凳休息不备之机，从黄某某身后窃得其放置于身体右侧石凳上的一部华为手机。公诉机关认为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，构成盗窃罪，且樊某某系累犯，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六至八个月并处罚金。被告人樊某某对指控无异议并自愿认罪。
本院认为：“被告人樊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秘密方式，扒窃他人财物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，应予刑事处罚。”最终判决樊某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判决书在事实认定中使用了“窃得”而非“扒窃”，却在裁判理由中直接认定为“扒窃”，这为辩护留下了分析空间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石凳上的手机是否属于“随身携带的财物”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条第四款，“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，应当认定为‘扒窃’。”所谓“随身携带”，通常理解为被害人带在身上的财物，或者虽未贴身但处于其随时可支配、控制范围内的财物。
本案关键在于：手机虽然放置于石凳上，但该石凳是被害人休息时的坐处，手机紧邻其身体右侧，被害人只需轻微动作即可触及。从物理距离与支配控制力来看，该手机仍处于被害人“随身携带”的辐射范围之内。司法实务中，对于放置在座位旁、餐桌上、购物车中但始终未脱离被害人视线和控制范围的财物，一般倾向认定为“随身携带”。
然而，辩护人可以提出相反理解：扒窃要求行为发生于“他人随身携带”的财物之上，且行为方式通常为贴近被害人身体进行窃取。本案中，手机置于石凳表面，而非被害人衣袋、背包或握持之中，被害人坐在石凳上，其身体与手机之间存在空间间隙，是否仍属“随身携带”存在解释余地。若严格解释，应适用“从宽认定”的刑法谦抑原则，不宜随意扩大扒窃的适用范围。
三、辩护实务的具体方法与步骤
结合本案材料，办理类似盗窃案件时，辩护人可按以下步骤展开工作：
第一步：细致审查监控视频与现场方位。 监控录像显示，樊某某系“从黄某某身后”窃取手机，该动作发生在公共场所，但被害人没有察觉。辩护人应重点观察：被害人身体姿势、手机与被害人身体的距离、手机是否处于被害人视线范围、被害人是否随时可能触碰手机。若间隔明显，则需准备现场示意图或视频截图作为证据。
第二步：检索并援引权威法律规范及指导案例。 除前述司法解释外，还应注意地方高院的量刑细则。例如，上海地区对扒窃与普通盗窃的量刑起点有所不同。辩护人应整理关于“随身携带”含义的类案判决，向法庭展示司法实践中对该要件的把握尺度。
第三步：从主客观两方面挑战“扒窃”认定。 客观上，若财物并未贴身或未在有效控制区内，则不属于扒窃；主观上，被告人樊某某选择放置于石凳上的物品下手，其认知中该物品系“暂时放置”而非“随身携带”，其行为更符合“普通盗窃”的特征。辩护人可据此向法庭提出定性异议，争取以普通盗窃的基准刑评价。
第四步：结合认罪认罚与累犯情节作出量刑辩护。 本案中，樊某某虽系累犯，但如实供述并自愿认罪认罚。即便法院认定扒窃成立，辩护人仍可请求在公诉机关建议幅度内从轻量刑，并强调被窃手机已“人赃俱获”，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，罚金数额亦应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。
第五步：书写书面辩护意见并充分与承办法官沟通。 若合议庭倾向认定扒窃，辩护人可退而求其次，将重心置于“扒窃未遂”或“既遂后积极退赔”等情节，但本案中樊某某系当场抓获，不存在未遂问题，因此建议将辩点集中于定性及刑罚均衡性上。
四、结语与延展
本案判决书显示，樊某某的刑期从2019年5月30日起计算，至2020年1月29日止，羁押期限已全部折抵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的当下，被告人自愿认罪往往能换取程序上的从简与量刑上的从宽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辩护人无所作为。恰恰相反，像“扒窃与普通盗窃”此类定性争议，正是刑事辩护精细化的重要切入口。
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面临类似的刑事指控，建议第一时间咨询专业律师，全面审查证据细节，准确把握法律要件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01刑初84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