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仅在于罪与非罪的界定，更在于罚当其罪的争取——尤其当案件事实清楚、量刑空间有限时，缓刑适用往往成为辩护人最后的战场。本文以（2019）沪0115刑初3737号判决书为样本，剖析妨害公务罪中“从轻处罚”与“宣告缓刑”之间的法律博弈，为刑辩实务提供可操作的辩护路径。
一、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
2019年7月13日，被告人褚某某酒后在上海浦东新区某酒店滋事，民警蒋某某等人到场处置。褚某某拒不配合，用力将民警推至墙壁，致其右上臂软组织擦伤，构成轻微伤。公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，并指出被告人“直至公诉机关审查逮捕阶段方如实供述”。
本案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辩护人主要量刑辩护，提出“从轻处罚”及“适用缓刑”两项建议。法院认可从轻处罚，但明确否决缓刑。争议焦点即为：已获从轻处罚的被告人，为何仍不能适用缓刑？
二、判决书原文与法院裁判逻辑
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表述：
被告人褚某某尚能作如实供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可以从轻处罚。辩护人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予以采纳。但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，不宜对被告人适用缓刑，故辩护人的缓刑建议，本院不予采纳。
这段裁判理由揭示了刑事量刑辩护的两层结构：
- 从轻处罚是“点”上的让步——如实供述成立，法定从轻情节被确认；
- 缓刑适用是“面”上的排除——法院综合“犯罪情节”和“社会危害性”，认定不具备缓刑的实质条件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该案适用的是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、五款，属于“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”，依法应当从重处罚。该“从重”情节直接影响了“社会危害性”的评价，进而阻却缓刑适用。
三、缓刑辩护的具体方法与步骤
结合本案，刑辩律师在类似袭警案件中争取缓刑，应围绕以下四步展开：
第一步：深挖“如实供述”的时间线
本案被告人“直至公诉机关审查逮捕阶段方如实供述”。辩护人需注意，如实供述的时间直接影响认罪态度评价。审查逮捕阶段供述虽可构成立功（此处应为从轻），但已失去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“从宽红利”。辩护策略上，应尽早引导当事人如实供述，并留存完整的讯问笔录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证据。
第二步：量化“犯罪情节”与“危害后果”
妨碍公务罪的暴力程度、伤害结果、执法场景等是法院评价犯罪情节的核心要素。本案中，民警轻微伤、现场有监控视频与执法记录仪，暴力行为明确。辩护人若想争取缓刑，需从“情节较轻”角度切入，例如：
- 暴力系酒后情绪失控，而非蓄意袭击；
- 推搡行为系一时冲动，未使用工具、未持续攻击；
- 事后如实供述、真诚悔罪，且无前科。
但本案“轻微伤”虽轻，法院仍认为“社会危害性”较大——民警执法过程中遭受袭击，损害国家公权力权威，这一符号性意义远超普通故意伤害。
第三步：核查“从重处罚”的叠加效应
刑法明确规定“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”。本案法院虽在判决主文中直接适用该款，但并未明确“从重”幅度。辩护人需在庭审中主动区分“从重”与“不从重”的情节，例如：
- 未造成严重伤害（仅软组织擦伤）；
- 未阻碍其他执法措施（当场被抓获）；
- 未引发群众围观或不良影响。
这些细节虽不能否定“从重”条款的适用，但能限制从重的幅度，为缓刑留下空间。可惜本案没有更有利的情节支撑。
第四步：提交“缓刑社会危险性”的专项评估
缓刑适用条件之一为“没有再犯罪的危险”。辩护人应提交：
- 被告人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；
- 工作单位、家属的帮教保证书；
- 被告人日常表现、无违法前科的证明材料；
- 针对酒后滋事行为的戒酒计划或心理干预记录。
本案判决未提及辩护人是否提交此类材料，但从法院“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”的措辞看，该案更侧重从客观行为推断社会危险性。若辩护人能围绕“再犯风险”提供系统性证据，或可改变法院预期。
四、延展与行动建议
妨害公务罪的缓刑实践，在司法实务中素有争议。上海地区对此类案件持较为严格的立场，尤其是针对警察执行公务的暴力行为，法院倾向于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排除缓刑。律师在面对此类案件时，不应仅停留在“初犯”“偶犯”“坦白”等通用辩点，而应提前介入，在侦查阶段争取取保候审，在审查起诉阶段促成认罪认罚，并同步积累“无再犯危险”的证据链。
若您或身边人正面临类似刑事指控，建议尽早委托专业刑事律师，全面评估缓刑可能性，切勿因“认罪态度好”而盲目乐观。辩护的成功，往往取决于对案件每一个细节的精准把握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15刑初3737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