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价值，不仅在于颠覆指控，更在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后，仍能以专业视角发掘一切有利情节，争取罪刑相适应的结果。本文以（2019）沪0104刑初809号判决书为样本，聚焦一个高频争议点——被告人积极表达退赔意愿，但被害单位拒绝协商，该情形能否成为酌定从轻情节？以下结合判决书原文与实务经验，拆解辩护人的核心思路与操作步骤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退赔意愿未果，能否撬动量刑？
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侵犯财产权益类犯罪中，退赔退赃、取得谅解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。但本案辩护人面临特殊困境：被告人“庭前家属积极联系被害单位希望进行退赔，无奈被害单位不愿意进行协商”。此时，退赔行为尚未实际发生，谅解书更是无从谈起。辩护人能否仅凭“愿意退赔”这一主观意愿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？这成为本案量刑辩护的关键。
二、判决书原文：辩护意见与法院认定
判决书完整记载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：
“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。被告人系初犯；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；主观恶性较小，销售金额不高；愿意缴纳罚金，且庭前家属积极联系被害单位希望进行退赔，无奈被害单位不愿意进行协商。综上，希望法庭从轻处罚。”
对此，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“退赔未果”单独评价，而是综合认定：
“被告人张某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，销售金额达人民币13万余元，属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，应予处罚。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。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系坦白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”
从结果看，法院在“数额较大”（三年以下）的法定刑幅度内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七万元。这一量刑接近法定起点，说明辩护人提出的初犯、坦白、主观恶性较小等意见已产生实质效果，但“退赔未获谅解”这一情节未获得明确回应。
三、破局方法：退赔未果情形下的四步精细化辩护
面对被害单位拒绝协商的僵局，辩护人不应消极等待，而应主动构建“退赔意愿证据链”，将不利因素转化为量刑协商的筹码。具体步骤如下：
第一步：评估退赔的现实基础与障碍。
调取案件卷宗，核实销售金额、违法所得及被害人实际损失。通过家属或直接联系被害单位，了解其拒绝协商的真实原因——是赔偿数额分歧、内部流程繁琐，还是因管理疏忽不愿配合。本案中，被害单位“不愿意进行协商”，可能是基于品牌方维权策略，此时辩护人应转向其他从轻路径。
第二步：固定“愿意退赔”的客观证据。
如果口头或私下沟通无法获得书面谅解，可以通过公证提存、向法院预缴退赔款、发函催告等方式，将被告人的退赔意愿固化为客观证据。向法庭展示被告人已实际筹措资金、主动寻求调解，即使最终因对方拒绝而未果，也能证明其“人身危险性降低”和“悔罪态度真诚”。
第三步：依托认罪认罚程序争取从宽。
本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，辩护人在此基础上强调其“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”，构成法定坦白情节。同时，将“愿意缴纳罚金”与退赔意愿相结合，表明被告人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请求法庭在量刑建议幅度内从轻处罚。
第四步：庭审陈述聚焦“主观恶性”与“社会危害”。
引用判决书所指“主观恶性较小，销售金额不高”，并结合被告人的初犯身份，论证其并非专业造假者，而是因法律意识淡薄触法。同时指出，由于产品尚未造成实际损失或已及时止损，社会危害性有限，退赔未果并非被告人不愿履行，而是被害单位放弃受偿，不能因此加重被告人的量刑。
四、延展与警示
本案再次提醒我们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，量刑辩护的空间依然广阔。退赔未获谅解不等于“从轻通道”关闭，关键在于辩护人能否用证据呈现被告人的诚意，并将这种诚意转化为法庭可感知的悔罪表现。同时，建立信任、规范沟通，也是刑辩律师的必修课。
若您或亲友正面临类似刑事指控，请务必咨询专业律师，尽早介入，系统梳理每一个量刑情节。合法权利，需专业守护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04刑初809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