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在于为所有行为开脱，而在于精准界定责任边界——尤其在多人共同实施的殴打案件中，“谁造成重伤后果”往往成为罪责认定的分水岭。本文以一起寻衅滋事案为样本，剖析法院对“从犯认定”争议焦点的裁判逻辑，为辩护人提供可操作的攻防路径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轻伤后果非本人直接造成，能否认定从犯？
本案中，被告人李某某对指控罪名无异议，但辩称“仅用拳头打了对方两个人，常某某的轻伤后果并非其造成”。辩护人据此提出：“李某某具体实施的殴打行为较轻，直接造成常某某轻伤后果的另有他人，故应当认定李某某为从犯并从轻处罚。”这一辩解将“行为贡献度”与“结果归属”相分离，正是共同犯罪辩护的经典切入点。
二、裁判要旨：共同加害行为整体归责，不宜区分主从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李某某“伙同他人对被害人一方进行殴打”，并认定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。针对从犯辩护意见，判决书明确回应：
“被告人李某某积极参与并与他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殴打，应当为共同加害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承担罪责；在其他同案人尚未到案的情况下，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人李某某仅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不宜区分主、从犯，但在量刑时可根据李某某的具体行为酌情从宽处理。”
这段表述内含三重裁判规则：
- 共同犯罪整体归责：参与共同殴打即对整体危害结果负责，不要求直接造成特定伤害；
- 从犯认定需以“证据足以区分作用”为前提：同案人未到案、监控无法精准归因时，不能推定次要作用；
- 从宽量刑的替代路径：虽不认定从犯，但法院可在法定刑内酌情从宽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三、辩护实务：四步拆解“共同殴打型”案件
结合本案裁判逻辑，律师在同类案件中可循以下路径展开辩护：
第一步：固定“行为边界”证据，锁定当事人具体动作
- 调取监控视频，逐帧辨认当事人是否接触特定被害人；
- 核对被害人陈述与辨认笔录，确认指认对象是否含混；
- 制作“行为对照表”，区分“直接加害行为”与“起哄助势行为”。
第二步：论证“结果归属”断裂，削弱加重后果关联性
- 申请鉴定人出庭，明确轻伤成因的致伤物与力度；
- 比对多名被害人体表伤势分布，分析是否与当事人供述吻合；
- 引用同案人未到案的证据缺口，论证“无法排除他人造成”。
第三步：量化“作用大小”，主张次要地位
- 收集目击证人证言，证明当事人系被动卷入或中途加入；
- 对比同案人的打击次数、部位、强度，强调当事人行为显著轻微；
- 指出组织者、指挥者身份未明的现状，否定当事人具有支配性作用。
第四步：退而求其次，争取量刑从宽
- 即使不能认定从犯，仍可主张“酌情从宽”情节；
- 结合自首、坦白、赔偿谅解、被害人过错等独立情节；
- 援引同类判例，说明“作用较小”在量刑中的实际权重。
四、本案延伸：累犯认定与如实供述的博弈
判决同时载明：李某某“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，系累犯”，依法从重处罚；但“到案后能如实供述”，又依法从轻。可见，前科劣迹与坦白态度并存的案件中，辩护人应把握“如实供述”的认定边界——对行为细节的辩解不影响坦白成立，但若全盘否认客观事实，则可能丧失该法定从宽情节。
五、行动建议：辩护策略的精细化落地
面对共同殴打致害案件，建议辩护人从三方面发力：
- 证据先行：第一时间复制监控、申请保存现场物证，防止关键证据灭失；
- 程序监督：关注同案人到案进度，必要时申请延期审理或单独庭审；
- 量刑谈判：积极促成赔偿与谅解，结合当事人具体行为争取“酌情从宽”的最大化。
刑事辩护的终极价值，在于让每一份责任都精确到具体行为。当“谁打的”无法查清时，法律不能将模糊后果简单归咎于最弱者——这正是本案判决给予我们的最深启示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12刑初144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