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在于精准把握犯罪构成的认定边界与量刑情节的适用空间。本案中，被告人余某酒后驾驶机动车，因酒醉停车休息，被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85.75mg/100ml，远超醉驾标准。辩护人若欲为其争取无罪或从轻处理，必须围绕“在道路上醉酒驾驶”的认定以及“认罪认罚从宽”的具体适用展开专业分析。本文结合该案判决书，探讨醉驾案件中两个常见争议焦点的辩护方法论。
一、争议焦点一：停车睡觉是否阻却“醉酒驾驶”的犯罪构成？
辩护实务中，经常出现“车辆已停止”“未实际行驶”“只是在车内睡觉”等抗辩理由。然而，危险驾驶罪规制的并非单纯的“行驶状态”，而是“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”的完整行为过程。
本案判决书载明：“2019年7月12日凌晨，被告人余某酒后驾驶一辆牌号为苏ANXX的小型轿车行驶至上海市静安区场中路XXX号附近，因酒醉停车，并下车在附近人行道睡觉”，后经鉴定“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85.75mg/100ml，属醉酒状态”。法院据此认定其构成危险驾驶罪。
从辩护角度，要挑战“驾驶”要件，需从以下三个步骤入手：
- 审查启动车辆与行驶证据：包括行车记录仪视频、证人证言、查获经过等，证明被告人是否实际操控车辆在道路上移动。若仅有停车后的静态证据，可能影响“驾驶”的证明。
- 判断停车原因与时间间隔：本案中，余某是因“酒醉”而停车，说明其酒后驾驶已经完成，停车系酒劲发作后的自然延续，而非主动结束驾驶行为。若停车与饮酒间隔较长，或能证明其已彻底放弃驾驶，则存在辩护空间。
- 论证“道路”属性：案发地点为场中路，属于公共道路，符合危险驾驶罪“道路”要件。若发生在封闭小区或私人停车场，则可能另当别论。
本案的关键在于：余某不仅实施了酒后驾驶，且因醉酒严重而被迫停车，其危险驾驶行为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威胁。因此，法院认定其构成犯罪，并无不当。辩护人若仅以“停车睡觉”为由作无罪辩护，难以获得支持，但可据此作为量刑情节请求从宽。
二、争议焦点二：认罪认罚从宽与如实供述的叠加适用
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醉驾案件中，争取认罪认罚从宽往往是更现实、更有效的辩护策略。本案判决书明确指出：“到案后，被告人余某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，并自愿认罪认罚。”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进一步说明：“被告人余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”
据此，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应重点把握以下步骤：
- 审核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合法性：核查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签署时是否有律师在场、是否充分告知法律后果、是否存在诱导或胁迫。若程序存在瑕疵，可向法庭提出异议，要求重新审查量刑建议。
- 量化从宽幅度，提出具体量刑意见：本案中，余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85.75mg/100ml，已属于严重醉酒，依法应从严惩处。但因其如实供述，法院最终判处拘役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这一结果体现了“认罪认罚”对量刑的实质影响，辩护人可参考相关司法实践，根据酒精含量、是否造成事故、是否无前科等情节，精准提出拘役二至三个月、罚金二千至五千元的量刑建议。
- 强调“认罪认罚”与“如实供述”的独立价值：即便认罪认罚，仍需确保被告人如实供述未避重就轻。本案中，余某到案后即如实交代全部事实，未作虚假辩解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从宽的重要依据。辩护人应引导被告人在庭审中保持稳定供述，避免因翻供导致从宽失效。
三、延伸思考：危险驾驶案件辩护的专业化路径
危险驾驶罪虽然法定刑仅为拘役并处罚金，但刑事案底将对个人职业、子女政审、出国签证等产生长期影响。因此，即使是“小案”，也应当由专业律师介入，从证据审查、程序辩护、量刑协商三个维度提供精细化的法律服务。若您或亲友面临类似指控，切勿因“追求快速结案”而放弃辩护权利，应尽快委托专业刑事律师分析案情、制定策略，在事实与法律框架内争取最优结果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06刑初119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