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一起盗窃案谈扒窃与普通盗窃之辩护要点
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在于机械地“套用法条”，而在于对行为定性的精准把控。在盗窃类案件中，“扒窃”与“普通盗窃”的界分，就是一个直接影响入罪标准、量刑档次乃至行为人未来命运的争议焦点。本文以（2019）沪0101刑初868号刑事判决书为样本，解析辩护律师如何从案发场景与财物状态入手，找到定性的“缝隙”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放在“头部旁边”的包，算不算“随身携带”？
该案判决书载明：
“2019年7月26日4时30分许，被告人覃某在本市南京东路XXX号门口附近，趁被害人丁某躺在长凳上睡觉之际，窃走丁某放在头部旁边的蓝色斜背包1个（内有人民币2,020元），后在逃离途中被目睹其行窃的公安执勤民警人赃俱获。”
这段事实描述，透露出一个关键细节：被害人正在睡觉，财物“放在头部旁边”，而非背在身上或置于怀中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，“扒窃”是指“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”。那么，一个放在身边的斜背包，是否属于“随身携带”？这正是本案乃至类案辩护中必须深挖的争议焦点。
二、辩护实操：四步拆解定性争议
在办理类似案件时，辩护律师可循以下步骤展开工作：
第一步：拆解指控事实，锁定“场景要素”
将起诉书事实拆解为“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状态、财物位置”四个维度。本案中：
- 时间：凌晨4时30分许；
- 地点：“南京东路XXX号门口附近”——属于公共场所；
- 被害人状态：躺在长凳上睡觉；
- 财物位置：“放在头部旁边”。
其中，“睡觉”与“放在头部旁边”是辩护突破点。扒窃要求窃取“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”，通常指财物在被害人身体控制范围之内，如衣袋、随身背包、手包等。若财物已脱离身体接触且被害人处于无意识状态，则更接近普通盗窃中的“秘密窃取”，而非针对“随身携带”财物的扒窃。
第二步：比对法律与司法解释，明确构成要件
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明确将“扒窃”与“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”并列，说明其有独立且更严格的构成要件。目前司法解释虽未细化“随身携带”，但主流裁判观点认为，扒窃的“随身携带”应当限定为被害人带在身上的财物，或置于其身体可实时支配的范围内。在被害人熟睡时，其身体已无法“实时支配”身边的背包，该背包的“随身性”显然弱化。
第三步：结合判决书原文，模拟法官心证
判决书写道：
“本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覃某犯盗窃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罪名成立。”
请注意，法院认定的是“盗窃罪”，而非“扒窃型盗窃罪”。在盗窃数额人民币2,020元已超过上海地区“数额较大”标准（2,000元）的前提下，法院选择以普通盗窃罪定罪量刑。这说明法官在量刑时，实际上采纳了“普通盗窃”的定性逻辑。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，应主动援引此类判决，论证“非扒窃”属性。
第四步：提出定性意见，争取量刑协商空间
若辩护人认为不构成扒窃，应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向检察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书，指出起诉罪名定性不当，并建议按照普通盗窃罪处理。在量刑协商中，可强调以下情节：
- 被告人系初犯、偶犯；
- 到案后如实供述，符合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“坦白”从轻情节；
- 涉案财物已全部发还被害人，社会危害性较低。
如本案中，公诉机关建议量刑“拘役3个月至4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,000元”，法院最终判处“拘役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”，体现了对上述情节的充分考量。
三、延展：认罪认罚之下，仍有“定性之辩”空间
当前刑事辩护中，不少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，倾向于“重量刑协商、轻定性审查”。但本案提醒我们：即便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，辩护人仍应独立审查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罪名。如果定性有误，比如将普通盗窃拔高为扒窃，则可能使当事人背负更重的“犯罪标签”，影响后续就业、出行和社会评价。
因此，建议当事人及其家属在遇到类似案件时，尽早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。律师不仅要关注“判多久”，更要关注“定什么罪”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101刑初868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