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开篇：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
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共同犯罪案件中，主从犯的认定直接决定被告人的量刑起点与幅度，是刑事辩护中最为关键的争议焦点之一。本案中，公诉机关指控五名被告人销售金额达2.5亿余元，最终法院认定销售金额为2566万余元，但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辩护人针对康某、王某提出的“从犯认定”辩护意见未被采纳，法院明确认定二人与主犯游某同为主犯。这一裁判结果揭示了主从犯辩护的复杂性与证据要求。本文将以本案判决书为蓝本，深入剖析辩护人如何论证从犯身份，以及法院如何运用“犯意提起、所处地位、利润分配”三要素进行判断，为刑事辩护提供具体的方法与步骤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康某、王某是否构成从犯？
1. 辩护方的论证路径
辩护人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康某、王某应认定为从犯：
- 作用分工：王某的辩护人指出，“销售行为是主行为，其他服务于销售的行为是辅助行为”，王某负责采购、物流发货，属于“辅助工作”。
- 决策地位：康某的辩护人提出，康某“在2012年之后工作重心转移到斯锐公司，在售假业务中作用较小”，且“对犯罪行为无决策权，行动听从他人指挥安排”。
- 司法实践类比：王某的辩护人引用“司法实践中对于主要从事物流发货工作的行为人一般均认定为从犯”的惯例。
2. 法院的裁判理由与原文引用
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否认了上述辩护意见，并详细阐述了认定主犯的核心标准：
“经查，被告人游某、康某、王某、代某的供述相互印证，证明自2006年起，被告人游维、康越、王瑞即开始共同从事售假活动，三人共同出资、平分利润。由游某负责销售、客服培训、网站更新产品等事宜，康某负责财务记账、发放货款工资等事宜，王某负责联系采购以及物流发货等事宜。康某在斯锐公司成立后虽逐步转移工作至斯锐公司，但在售假业务中其仍每周与代某对账，并参与售假利润的分红。”
法院进一步归纳：
“从犯意提起、所处地位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分析，游某、康某、王某在本案售假活动中虽分工不同，但均属管理层，其所起作用相当，均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”
3. 辩护策略的启示：主从犯辩护的“三要素”检视法
本案辩护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，辩护人未能有效反驳“共同出资、平分利润”这一关键事实。刑事辩护中，主从犯认定应围绕以下三个要素进行证据挖掘与论证：
要素一：犯意提起
- 方法：审查被告人是否系犯意的发起者。本案中，游某、康某、王某自2006年即共同开始售假，三人均参与初始策划，不存在“被纠集”情形。
- 操作：若被告人系被招募加入，应重点提取其加入时间、对犯罪计划的了解程度、是否提出过犯罪方案等证据。
要素二：所处地位与作用
- 方法：区分“管理层”与“执行层”。本案中，三人“均属管理层”，各自负责核心环节（销售、财务、采购），相互独立且不可或缺。
- 操作：辩护人需证明被告人的工作具有“可替代性”或“单纯执行性”。例如，王某的采购发货是否完全听从游某指令？若无法证明其具有独立决策权，则难以否定管理层地位。
要素三：利润分配方式
- 方法：利润分配是主从犯认定的黄金指标。本案中，三被告人“平分利润”，且每年分红达115万元，这直接指向共同犯罪中的“按份共有”而非“按劳取酬”。
- 操作：若被告人仅领取固定工资或极低报酬，应重点收集工资流水、分红记录等证据；若存在“分红”但系被动接受，需证明其未参与利润分配决策。
三、延展：主从犯辩护的进阶策略
- 证据链的逆向挖掘：公诉机关常以“共同出资、分红”作为主犯证据，辩护人应反向核查出资是否真实、分红是否系被强迫或事后补偿，以及被告人对犯罪金额是否具有控制权。
- 比对同案犯量刑：本案中，代某同样负责财务记账，但因“未参与分红”且被认定为从犯，最终获刑二年九个月，而康某作为主犯获刑四年九个月。辩护人应充分利用此类对比，论证“相同工作内容、不同获利模式”下的主从犯差异。
- 缓刑适用条件的突破：本案中，仅有徐2（技术提供者）被适用缓刑，因其“利用专业知识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、查明事实起到一定作用”。辩护人应主动促使被告人提供技术帮助、退赃退赔，为缓刑创造条件。
作者：章海，北京东卫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沪03刑初56号